风掠过鬃毛,蹄声踏碎时空的薄暮，自人类在岩壁上刻下第一匹奔跑的马，这种生灵便挣脱了单纯的动物范畴，成为一面映照人类灵魂的明镜，在艺术的长廊里奔腾不息。
远古的洞穴深处,法国拉斯科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的岩壁上，马的身影与野牛、猛犸交织，这些线条简朴、动感强烈的形象，与其说是对猎物的记录，不如说是初民对力量、速度的崇拜与祈求，马，在此是生存的依托，是原始生命力的图腾，而在广袤的欧亚草原，斯基泰人将黄金锤炼成马的形状，装饰在马具、祭祀器皿上，那些蜷曲成“斯基泰动物风格”的金马，充满了草原民族对勇武、迅捷与神圣坐骑的炽热信仰，马是权力与通灵的媒介。
当文明步入殿堂,马的形象也随之披上了厚重的文化与政治甲胄。
在东方,中国艺术中的马，深刻烙印着时代精神与文人情怀，秦陵的陶马肃穆整饬，是帝国威仪与军事力量的冰冷矩阵；至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则以浑然天成的磅礴气势，将战马升华为扫荡边患、国势昂扬的民族精神符号，唐代，这个磅礴奔放的时代，将马的审美推向巅峰，韩幹笔下的御马，骨肉停匀，意气骄满；唐三彩中的骏马，釉色流淌，昂首嘶鸣，它们不仅是国力强盛的炫耀，更是盛唐那种海纳百川、昂扬进取的时代气象的完美化身，宋元以降，文人画兴起，马的意蕴转向内省，李公麟的白描骏马，清矍而富有书卷气；徐悲鸿在民族危难之际泼墨挥毫的奔马，鬃毛如怒焰，肌肉似铁流，那已不再是自然的马，而是“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国魂呐喊。
在西方,马的形象同样承载着深刻的文明密码，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浮雕上，众神的坐骑与人类的骏马齐驱，展现着理性、和谐与神性的理想之美，罗马的皇帝骑像，如奥里略青铜骑马像，则将马的沉稳与统治者的威严永恒凝固，成为权力视觉表达的典范，文艺复兴重启了人对自身与自然的发现，马也重获鲜活的生机，达·芬奇为斯福尔扎公爵设计的巨型骑马像（虽未完成）草稿中，解剖学的精准与纪念碑式的宏伟结合，彰显人文主义的雄心，此后，从鲁本斯画布上激情贲张的巴洛克战马，到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中与革命女神并肩冲锋的民众之马，马的形象日益与激情、自由、变革等宏大叙事紧密相连，直至现代，毕加索将解构的马置于《格尔尼卡》的惨白中心，那扭曲嘶鸣的形象，成为对战争暴虐最触目惊心的控诉。
跨越东西,马的艺术形象在差异中又彼此呼应，中国文化中的马，常与“龙马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哲学观相通，更重其精神气韵与人格比附，无论是“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骁健，还是“古道西风瘦马”的孤寂，都是士人心境的写照，西方艺术中的马，则更侧重于其物理力量、英雄伴侣的属性，以及与理性、激情、历史动力等人文主题的直接关联，无论是东方的写意传神，还是西方的写实与象征，马都超越了坐骑与动物的身份，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
自摄影术与电影发明以来,机械复制时代似乎消解了马在现实中的必要性，但它在艺术中的魂灵却未曾褪色，电影《战马》中穿越硝烟的情谊，当代艺术中各种媒介对马形象的再创造，无不说明，马作为一种古老而鲜活的意象，已深深嵌入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它承载过帝国的荣耀,驮负过文人的孤寂，伴随过英雄的征途，也隐喻过民族的苦难与奋起，马的奔腾，实则是人类对力量、自由、速度与超越的永恒渴慕在艺术中的不息投影，只要人类心中仍有未曾驯服的旷野，艺术中的骏马，便将永远迎着精神的晨光，奔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