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上最古老的“租客”
翻开母亲藏了几十年的樟木箱,最底下压着一把奶奶用过的篦子，竹制的，齿密得像雨丝，小时候总缠着奶奶给梳头，那把篦子从发根慢慢刮到发梢，像筛子一样一遍遍梳理，她便总要讲起更早时候的事——那时人在阳光下互相捉着发丝间的虱子，像猴子一样，认真又平常。
虱子这生物,说来也真是有几分“硬气”，它不飞不跳，却稳稳当当地做了几万年的“人类社会租客”——专挑着温热处安家，在发丝间产卵，在衣缝里度过寒冬，它不事生产，只靠吸食宿主的血过日子，可它偏偏又挑得准：人的体温恒定，体毛稀疏又细密，这份身体地图，被它铭刻到了基因里。
虱子与人类的纠缠,古老得令人恍惚，科学家发现，虱子分成三个“部落”：头虱、体虱、阴虱，它们在人类身上各自选定了领地，头虱占据头顶蓬松的丛林，体虱潜伏在衣缝的峡谷，阴虱则固守在更隐秘的渡口，这分明是一幅古老族群的定居图——某个先民在海边剥兽皮时，某个在洞穴火堆前梳理头发时，某个在兽皮裙下悸动时，三代虱族各自寻到了建国之基，它们见证着人类的迁徙，一座头虱的长城，是用直立人的发丝砌成的。
历史有时候冷冰冰的,但在虱子这儿，却有了些许匪夷所思的温情，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头戴假发、袖里藏香，寄生虫反倒成了身份的隐喻——穷人满身虱蚤是污秽，而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捉虱子是件可以艺术化的事，当时甚至有专门装虱子的装饰盒，盒盖上雕刻着爱神与玫瑰，像藏一枚心跳一样藏着那小小的咬啮，人们一边痛恨它带来的瘙痒，一边在某个无聊的下午，从衣领深处摸出一只，用拇指的指甲背一压——那轻微的一声“啪”，伴着细而灼热的快乐，竟是带着某种踏实感的。
这种踏实感,也许正是来自“被需要”，虱子是依附者，它以我们的肉体为王国，可换个角度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它的“宿主”与“大陆”？人需要被世界寄生些微东西，来证明自己活着，就像一首旧诗里写的：“苦难是有重量的。”虱子的重量，轻得几乎不存在，可它一咬，那份痒就顺着皮肤的纹理，把真实的生活递了过来。
现代人大概是跟虱子不熟了,头发洗得太干净，衣服换得太勤，暖气和空调把四季抹平了，没有了那种贴着皮肉的、细细密密的痒，我们开始跟头发较劲，跟螨虫较劲，跟小小的生存危机较劲，曾经有一个导演拍过一部电影，讲述末日后的人类，废墟里人人都神志恍惚、麻木不堪，直到有一天，一个孩子从废墟里捡回一只虱子，过了几天，那个孩子的嘴角动了动，用力地抓了下头皮，喉咙里挤出一个似哭似笑的声音，那声音，像久旱的土地上，忽然钻出了一根草。
我们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那篦子还在母亲手边，密密的齿缝里嵌着几根白发，我偶尔会想，如果哪一天，虱子真的灭绝了，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物种，而是那几万年来，生民们隔着篝火互相捉虫的黄昏，是乡村小学里孩子们互相剪发的升旗仪式，是奶奶把篦子放在太阳下晒的那份郑重的、关于洁净与亲密的仪式感。
虱子寄生在体表,依附于人与动物的温暖，而人的孤独，有时候比虱子还大——大到需要在彼此头发里找一找，确认这世上还有人愿意为你低头，把那些细小的、咬人的烦恼，从发根处，一只一只地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