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南老巷的深处，有两户人家，一户姓陈，一户姓李，两家仅一墙之隔，可这堵墙下的“一尺地”，却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整整疼了二十年。
矛盾的源头，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李家翻建老宅，因为施工时的误差，新房的地基往陈家那边多挪了大约一尺，陈家当时在外地，等回来发现时，墙已经砌好了，陈家自然不依，李家却觉得陈家小题大做，认为“就一尺地，又不影响你住”，从此，两家从指桑骂槐到拍桌对骂，从扔垃圾堵门到泼水泄愤，原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街道办来过，村里调解过，法院也判过，可情绪积压太深，每一次调解都以新一轮的争吵告终，那堵墙,成了两家人心里最硬的疙瘩。
转机出现在去年秋天，社区来了一位新的调解员——老周，老周今年五十八岁，干了半辈子群众工作，不高不矮，脸上总是带着平易近人的笑，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把事办成不罢休的韧劲，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同事们都说：“老周，这是个死结，二十年的积怨，别白费功夫了。”老周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那份泛黄的调解卷宗拿回了家。
老周的第一步，不是敲两家的门，而是去拜访了当年参与过建房的老瓦工张师傅，又去档案馆调取了当年这片区域的地籍图纸，他心里清楚，关键不在于那一尺地的归属——图纸上白纸黑字，李家确实越了界，关键在于，二十年过去，两家争的早就不是“地”，而是“一口气”，陈家要的是李家的一个诚恳态度，李家要的是个台阶,不想在街坊面前丢脸。
摸清了底，老周开始行动，他先去了李家，李家男主人老李正坐在院子里喝茶，见老周来，脸色一沉：“又来调解？我不听。”老周也不恼，坐在他对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两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李和陈家老陈，两人勾肩搭背，笑得灿烂,背景是一家人的合影。
“张师傅说，你俩当年是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发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老周把照片轻轻推过去。
老李的手抖了一下，端着的茶杯久久没放下，喉咙动了动,没说话。
老周接着说：“我知道，当年砌墙多出来那一尺，你后来心里也后悔过，可人活一口气，这么多年的骂战，谁也没赢，倒是让两家孩子从小就在仇恨里长大，你孙女上次在作文里写‘希望爷爷和隔壁陈爷爷能和好’，她老师把作文给我看了。”
这一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老李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第二天，老周又去了陈家，陈家老陈正对着墙根那堆杂物生闷气，老周没提地的事，而是问：“老陈，你记得不，三十年前你儿子发高烧，大半夜是谁骑着三轮车送你去的医院？”
老陈愣住了，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回来，那年冬天，儿子半夜惊厥，是隔壁老李二话不说，蹬着三轮车在寒风里骑了十里地，老陈别过脸去，闷声说：“那是以前的事。”
“人这辈子，能有几个替你拼命蹬三轮的人？”老周叹口气，“那一尺地，李家占着，确实理亏，但你们争了二十年，丢的是几十年的情分，值吗？”
老陈沉默了，抽了半包烟，最后把烟头狠狠摁灭在石阶上：“他要是先低个头，我……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老周把两家的情况在心里一合计，知道火候到了，他没有急着安排双方面对面，而是找了两家共同的几个老街坊，请大家在中间传几次话，搭个台阶，他协调社区，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让李家在重新测量确认边界的基础上，主动把越界的那一尺地在法律上进行调整，象征性地支付一笔补偿，并在社区宣传栏前，当众向陈家道个歉；而陈家也表示，愿意接受道歉，并主动把墙根那堆杂物清走,给两家之间留出一条共用的窄巷。
调解那天，社区调解室坐满了人，老李第一个站起来，走到老陈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哽咽：“老陈，当年是我对不住你，这一尺地，是我的错，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给你赔不是。”
老陈的眼眶也湿了，他一把扶住老李的胳膊：“别说了，老哥，那几年三轮车的情分，比地重。”
话音未落，两人已经抱在了一起，二十年的坚冰，在这一刻彻底融化，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人悄悄抹起了眼泪。
两家之间那条窄巷里，种上了几盆花，夏天的时候，两家人经常坐在巷口乘凉、下棋，老周再路过时，老陈和老李会一起拉他坐下喝茶，那堵墙还在，但墙下的“一尺地”，已经不再是一根刺，它变成了一个刻度,丈量着人心由冷到暖的距离。
老周常说：“调解不是讲赢谁，是找回人心里的尺子，那尺子，比任何图纸都准。”
而这条窄巷里的风，终于不再是夹着怨气的穿堂风，而是带着花香的、温和的人间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