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李女士骑电动车回家,经过一处正在施工的路段时,路面被挖开一道深沟,周围却没有设置任何围挡和警示标志,她来不及刹车,连人带车摔进沟里,导致左臂骨折、车辆严重损坏,住院两周,医药费花去近三万元。

道路施工没有警示标识,摔倒受伤谁负责?

李女士找到施工方索赔,对方却推诿说:“你自己骑车不小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她满腹委屈——明明是他们挖了路不设标识,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

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城市里几乎随处可见“开膛破肚”的道路施工现场,但不是每一处都规范地设置了警示牌、围挡和夜间灯光,一旦有人因此摔倒受伤,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法律早已明确:施工方未尽安全义务,必须担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得十分清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条规定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施工路段没有设置明显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措施,导致他人受伤,法律就直接推定施工方有过错,除非施工方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尽到了安全警示义务。

换句话说,受害者不需要费尽力气去证明施工方“有错”,举证责任在施工方一边,李女士摔倒的路段既没有围挡,也没有夜间警示灯,施工方几乎不可能证明自己“已经采取安全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也规定,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违反这一法定义务,本身就已经构成违法。

谁该赔?施工方是第一责任人,发包方也可能连带

在道路施工致人损害的纠纷中,第一责任主体通常是具体进行施工的单位,无论是市政工程公司、管线铺设单位,还是受委托的第三方施工队,只要其实施了挖掘道路的行为,就负有设置警示标识、采取安全措施的法定义务。

如果施工方是挂靠、转包或没有相应资质的“游击队”,发包单位或总承包单位也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法院往往会审查施工项目的发包关系,查明谁是实际施工人、谁负有现场安全管理责任。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施工已经结束,但路面尚未恢复平整,或者遗留了坑洞、障碍物,施工单位撤场时没有清理到位,也没有留下任何提醒,这种情况下,原施工方同样不能免责——只要损害结果与其施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赔偿责任就难以推脱。

受害者自己有没有责任?要看具体情况

并非所有在施工路段摔倒的损失都能全部由施工方“买单”,法律在保护受害者权益的同时,也会考量受害者自身是否存在过错。

如果受害者是正常通行,比如在人行道上行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完全无法预见到前方存在施工隐患,那么施工方通常需要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

但如果受害者自身有明显过失,比如酒后驾车、闯入围挡区域、无视已经设置的警示牌强行通过,施工方的责任就可能相应减轻,法院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按照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施工方设置了警示牌”不等于“警示到位”,如果只是在远处放了一个小小反光锥,夜间没有照明,行人和车辆根本看不见,法院仍可能认定施工方“未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

摔倒后该怎么办?记住三步走

第一步:保留现场证据。 第一时间拍照录像,清晰地拍下施工路段全貌、没有警示标识的事实、坑洞或障碍物的位置、自己受伤的情况,如果周围有目击者,留下联系方式。

第二步:及时就医并保留所有票据。 就诊记录、诊断证明、医药费发票、交通费票据等都要妥善保管,这些是日后索赔的核心依据。

第三步:查明施工主体。 可以拨打市政服务热线或向城管部门询问该路段的施工单位信息,确定责任人后,先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城市施工不能“挖了不管”

李女士的案子最终在法院调解下解决,施工方承认确实没有按规定设置围挡和夜间警示灯,同意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四万余元。

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每次都能顺利获得,比事后追责更重要的,是事前预防,道路施工涉及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忽视个体安全的理由,一个规范的反光锥、一块清晰的警示牌、一圈牢固的围挡,成本并不高,却可能避免一次骨折、一场纠纷,甚至一条生命的逝去。

对施工方来说,设置警示标识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的刚性义务,经过施工路段时多加一分小心,同样是对自己负责。

当警示灯在夜间闪烁,照亮的不仅是坑洞的位置,更是一个城市对每一位行路人的基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