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约三五好友去咖啡馆小坐,翻开菜单却见扉页一行小字:“本店最低消费88元/位”;走进KTV想唱两小时,前台告知“包厢最低消费588元”;预订餐厅包间,被告知“包间最低消费2000元起”……面对这些“最低消费”的门槛,不少消费者心里都会打一个问号:商家凭什么设这样的规矩?这样的规定,合法吗?

法律怎么说:最低消费的“非法基因”

商家设置最低消费,这样的规定合法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几部与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第十条则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所谓“最低消费”,本质上是商家以单方面设定的门槛,强迫消费者购买超出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服务,当你想点一杯30元的咖啡,却被要求必须消费满88元时,你不得不额外购买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这显然是对自主选择权的一种实质限制,也很难说是公平交易。

《反食品浪费法》 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最低消费“亮剑”,该法第七条明确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而最低消费恰恰是诱导超量消费最直接的手段之一,为了凑够最低消费金额,消费者往往被迫多点菜品、多买饮品,最终造成食物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最低消费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背道而驰。

《民法典》 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也适用于此,商家设定的“最低消费”条款通常属于格式条款,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最低消费正是商家利用其优势地位,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自主选择权)的典型做法,因此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条款。

监管怎么说:明令禁止,并非“灰色地带”

如果说法律条文还停留在原则层面,那么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则给出了更直接的答案。

早在2014年,商务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条就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对于违反规定的经营者,商务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2021年,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 《北京市反食品浪费规定》 ,明确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也相继出台类似规定,将“最低消费”列入明令禁止的行为清单。

这意味着,至少在餐饮行业,“最低消费”不是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的“灰色操作”,而是被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KTV、酒吧等娱乐场所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餐饮企业,但其设置最低消费的行为同样会触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底线,实践中已有不少判例认定此类条款无效。

商家的“苦衷”,能成为抗辩理由吗?

商家设置最低消费,往往有自己的“苦衷”:包间有装修成本,KTV包厢有时段成本,黄金地段租金高昂,如果不设最低消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的客人会让经营难以为继。

这些经营成本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商家不能把自己的成本压力以侵害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方式转嫁出去,合法的替代方案其实很多:可以收取合理的包间服务费(但需提前明示),可以设置合理的消费时长限制,可以推出不同档次的套餐,可以通过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来吸引消费者自愿增加消费,这些方式在不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的前提下,同样能够实现经营的可持续性。

以“包间服务费”为例,它和“最低消费”的区别在于:服务费是消费者对特定服务(包间环境、专属服务等)支付的对价,消费者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而最低消费则是强迫消费者购买不需要的商品,两者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

消费者遇到“最低消费”,怎么办?

要敢于明确拒绝,当商家以“最低消费”为由要求你额外消费时,你可以明确表示该规定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要求按实际需求消费。

保留证据,菜单上印有“最低消费”字样的照片、服务员口头告知的录音、结账单上显示的最低消费扣款记录等,都可以作为维权依据。

通过多元渠道投诉,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在线举报,对于餐饮企业的“最低消费”行为,还可以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反映。

必要时诉诸法律,虽然小额消费纠纷走诉讼程序成本较高,但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和消协的支持起诉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在一些案例中,法院已明确判决商家退还因最低消费多收取的费用。

一杯咖啡的价格,折射的是消费者权利的边界;一道最低消费的门槛,丈量的是法治市场的尺度,法律早已给出答案:最低消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商家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应当在尊重消费者法定权利的前提下进行,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敢于对“最低消费”说“不”,当监管的“牙齿”更加锋利,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做法终将退出市场,毕竟,真正有底气的商家,靠的是让人心甘情愿掏腰包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一道写在菜单角落的“霸王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