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老屋墙根下遇见那只叩头虫的。
那时我刚满十岁，正蹲在青苔斑驳的墙根处，用一根细树枝拨弄泥土玩，那只小虫子大概就是那时被我翻出来的——褐色，不，更接近深褐，像一枚暗淡的铜质扣子，静静地卧在松散的土粒间，我一时兴起,将它捉在指尖。
它便开始叩头了。
“啪嗒，啪嗒，啪嗒”，不间断地，像庙里那老木鱼被谁急急地敲响，小小的身躯一下一下地折下去，又弹回来，折下去，又弹回来，每一次，都是头颈深深地一折，而后“啪”地一声，整个身子弹起，仿佛面前真有一位看不见的菩萨，正等着它磕足了九个响头,才好许下什么了不得的愿。
小院里有风，南墙头的爬山虎叶子微微地抖，母亲在屋里喊我收拾书包，下个礼拜便要开学，我没应声，只愣愣地盯着指尖这团不断起落的褐色，这叩头的动作里,分明有种使人笑不出的庄严。
这庄严让我想起村里那位姓陈的先生。
陈先生早年在镇上教书，退了休，便常来我家小铺里坐，他有个习惯，每次来都要买一包“大前门”，而后自己并不怎么抽，只用手指慢慢拆开，捏出一支，在鼻下嗅嗅，又放回去，他坐在铺子门口那张半旧的藤椅里，一坐一下午；有人来买油盐酱醋，他便眯起眼看，看到来人掏出零钱，才悠悠地叹息一声，说：“这年月，钱不经用咯。”
听说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折腾过”，村里人讲起那段，都压低了声音，说是那年头，他被叫上去“说清楚”，说了好几日，回来时人瘦了一大圈，从此只教书，连话都少了，再后来，他自家院子里种了一畦韭菜，长得齐整，却从不见他割来吃；只每逢清明，必剪一捧,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有一回，我在铺子里写作业，陈先生忽然走过来，俯身看我本子上的字，看了好久，他伸出一根枯瘦的手指，点着我那个“永”字的捺，说：“重了，写‘永’字，就如做人，要留得住那一口气。”我不懂，只觉他是在等我点头，我点了，他便也点点头，回到藤椅里，重新拆开那包“大前门”。
那时，我并不知“叩头虫”与陈先生的叩头有什么相干，我只晓得，一个是被捉住了逃不脱，另一个，却是无人捉他,他也要一日日地叩下去的。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很少回乡，再后来，小铺拆了，陈先生也过世了，母亲在电话里说，先生走的那天，自己换了身干净衣裳，在院子里坐着的，直到日头偏西，才轻叹一声，回到屋里，夜里,便去了。
母亲又说，整理先生遗物时，在他书桌抽屉里发现整整齐齐一叠“大前门”的烟盒纸，每个都拆开摊平，背面写满字，母亲识字不多，只认出其中一张上反复写着一句：“虽九死其犹未悔。”又有一张，写满了“永”字，每个“永”字的最后一捺，都轻飘飘的，像是小心翼翼地,没舍得用足力气。
我听着，忽然就想起那只叩头虫来，想起它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重复着折身、弹起；想起它的动作那么机械，又那么郑重，仿佛在说：我别无所有，我只有这一跪一起，可以向你表明,我仍是活的。
今年春天，我回了一趟老屋，墙根的青苔已经换了好几代，爬山虎却还在，我蹲下来，用树枝拨了拨泥，竟又看见一只叩头虫，它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动不动,像一粒沉睡的旧铜。
我没有捉它，只静静地看着，它似乎察觉了光亮，忽然“啪”地弹了一下，又一下，然后又停在原地，那声音在春天的风里,愈发轻得像一声叹息。
我忽然明白，叩头的动作本身，或许毫无意义，也乞求不到任何宽宥，但那只不断叩头的虫子，却在自己的挣扎里，活成了一面小小的鼓，天地为它擂响这一声，便不枉它来这世上,折过一回腰。
我站起身，阳光暖暖地打在背上，那一刻，我几乎也要对着这空空的老墙、深深的青苔，深深地，叩一个头，不为求佛，不为忏悔，只为这世间所有身不由己的起落、所有无人听见的叩问,生生不息。
而那只虫子，它早已不在了，只剩“啪”的一声，还在风里，那么远，那么轻，又那么固执地,响着。